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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红岩村

  周恩来(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县一个绅士家庭。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与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1924年回国,在广东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先后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南昌起义,同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

  1937年底,周恩来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任副书记。在周恩来的争取下,《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党报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1938年10月1日,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等决定派董必武等人立即去重庆,指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并做好《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准备工作。他自己则留在武汉负责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馆的转移工作。10月24日深夜,在武汉沦陷前几小时,周恩来等人最后撤离武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并经过研究讨论于1939年1月16日,宣告成立中共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局址先设在重庆机房街70号,与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合署办公,对外只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办事处归南方局领导。后因此地处于闹市区,不便于开展秘密工作,也不利于防空,在川东特委负责人的帮助下,局址迁到城外化龙桥红岩村,即红岩嘴13号,并决定在此新建办事处。

  1939年5月3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新华日报》 所在地苍坪街和西三街的房子被炸毁,《新华日报》社迁到虎头岩。办事处所在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的房子也全被炸毁。同年秋,红岩嘴办事处小楼终于竣工。小楼一共三层,二楼是办事处,南方局设在二楼,三楼是机要科。为了掩护电台,二楼的窗户开在屋顶上,这就是红岩村。

  南方局成立后,曾家岩50号被租了下来,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以及南方局部分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因周恩来兼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曾家岩50号对外又称周公馆。曾家周公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虎头岩《新华日报》社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活动中心,所以被称为“三岩”。

  1940年,国民党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隐蔽积蓄力量,把国统区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南方局在10月4日研究了内部的组织分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董必武任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凯丰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长,博古任组织部长、童小鹏负责秘书处工作。同时,为了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活动分开,南方局下设了西南工作委员会和南方工作委员会两个地域性工作委员会,两工委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41年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周恩来在虎头岩参加庆祝活动时得到了这一信息,连夜给蒋介石写亲笔信,要求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出通道。然而,17日晚,蒋介石却以国民党军委会名义悍然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编号。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周恩来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如此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8日凌晨,《新华日报》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署扣压,禁止刊登,并派人到报社监视这天将要出版的报纸。周恩来指示报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躲过国民党检查官的耳目。同时,他挥笔为《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并赋诗一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表达了他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最强烈的抗议。18日,报社机智地越过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黎明前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用箩筐从红岩后山运进城,抢在当时重庆各大报发行前送到读者手中,而且销量猛增,数倍于平时,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

  在反共逆流里,国民党顽固派更把重庆“三岩”当成眼中盯、肉中刺,非要拔掉不可,“三岩”处于血雨腥风中,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红岩办事处周围。红岩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红岩山东面的半山坡上生长着一棵多年的黄榆树,从它右面向上走,到八路军办事处;从它左侧向前走则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外交部长王世杰公馆在那儿,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至公路这段500多米长的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周公馆的不远处就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也布满了特务,严密监视周公馆。但周恩来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持留在重庆。“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斗争。他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及武官崔可夫,向国际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真相,使“皖南事变”真相得到广泛宣传,昭然于天下。蒋介石陷入了孤立的政治境地。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在中共参政人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周恩来特别关心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安全,直接领导了历时半年的秘密大营救工作,先后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营救出包括何香凝、邹韬奋、柳亚子、茅盾、千家驹在内的800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尽可能争取和平,阻止和推迟内战的发生,8月2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陪同毛泽东组成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由周恩来起草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桂园签字,当场签字的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10月 11日,毛泽东安全回到延安。 12月,南方局改为重庆局。1946年1月,由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一方面参加政协会议,一方面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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