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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借鸡孵蛋”

  包玉刚(1918-1991),生于浙江宁波,根据当地天一阁收藏的“包氏宗谱”所载推溯,他确为北宋名臣包拯的第29代玄孙。其父包兆龙在上海开过钱庄,兄妹七人,包玉刚是老二。早年他曾就读于上海吴淞船舶学校和交通大学,抗战爆发后才投身金融界,做了银行职员。

  中国工矿银行是一家川帮银行,总部设在重庆小什字。包玉刚出任该行衡阳分行经理,别看他年纪轻,搞金融却很有头脑。战争年代不太平,币值也不稳定,衡阳虽有多家银行,但是都不敢承做“押汇”业务。包玉刚却独具慧眼,利用有限的资金,专营这一项目,短短两年多时间,工矿银行衡阳分行不仅获得预付贷款利息和汇费的双重利润,还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赖,受到总行的器重。

  1944年夏季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衡阳失守,包玉刚辗转来到大后方,被任命为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力图重整旗鼓。

  日军还在进攻,报上尽是些坏消息,包玉刚把乡愁理在心底,接过前任留下的账簿,把注意力放在资金市场上,开始了困难重重的拼搏。大后方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日三变,资金投放要冒很大的风险,有好几家前几年曾红火过一阵子的银行,在那个年头都像沙砌的房子那样坍塌了。此外,设在陪都的银行众多,竞争对手林立,实力雄厚,非同小可。

  包玉刚既审慎又大胆,只要一旦摸准行情,他就舍得下注。他那敏捷的头脑,好似金融机器上一只设计精良的齿轮,运转起来得心应手。一坐进写字间,数字便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资本、利息、税的延期、下一步的几桩生意。

  当陪都某些倒霉的金融家聚在一起抱怨着没有机会时,年轻的包玉刚却在改写着工矿分行的历史。他的风格是工作认真,有条不紊,手头总是掌握着详尽可靠的信息。他的经营嗅觉相当灵敏,投资很少有过失误,犹如一位成竹在胸的船长,绕过了一处处激流险滩。

  包玉刚还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尝试把银行业、保险业、仓库业连为一体,拓展业务。

  工矿银行代办保险业不难,难在无力自建仓库。于是包玉刚想出“借鸡孵蛋”的办法,在朝天门附近联系租用一些库房,作为囤货的场地。这样,此后凡是向工矿银行申请“押汇”或贷款的客户,其货物必须在该行保险和存放,即便客户破产,其所存货物也能保障工矿银行少受或不受损失。同时,此举还可获得利息、汇费、保险费和仓库租金四重利润,财源滚滚而来。

  在川帮银行里,员工绝大部分是四川人,包玉刚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原因在于他舍得让利。保险公司送来的回扣,他自己要拿一点,也要分给大家作福利,这在万般艰难的抗战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在有限的公休日里,人们可以在浙江同乡会馆里看到包玉刚的身影,他往往谦逊地站在一旁,聆听老辈子的高谈阔论。上班时他则变了模样,精明果断信心十足,惯于发号施令,善解难题。

  有一次,工矿总行的大老板要来视察,分行的职员都犯了愁,因为大老板不懂新式会计法,就连阿拉伯数字也不熟。

  包玉刚了解到这些情况,暗暗作了准备,不慌不忙的恭候着。大老板来的那天,包玉刚除了口头汇报外,还向其递交了两份近期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损益表》。这下使在场的高级职员都着了慌——大老板看不懂这本账,你包玉刚不是存心要他老人家出洋相么?完了,你这个分行经理干木长了。哪知,大老板对报表看得津津有味,对每项开支都有印象,看过后还作了指示,说得头头是道。

  事过之后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围着包玉刚问长问短,他却笑而不答。多年之后,方才有知情人士披露,包玉刚当时针对大老板的理解水平,提前叫会计人员“翻译”了那两份报表,完全按照传统的旧式簿记方法,连数字也改成汉字,大老板自然一目了然,满意而归。

  一位曾跟包玉刚共过事的人说:“我敢发誓,如果他后来不去搞航运业的话,他准会成为一流的金融家。”

  1946年包玉刚返沪,他在重庆卓越的经营,已给上司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下车伊始便成为接收人员,参与接收上海日本帝国银行的财产。随着美货的倾销和内战的爆发,国统区的物价又成了脱缰的野马,见天狂涨。钞票越发越多,银行越办越滥,搞得不可收拾。1948年他辞去公职,与其父合办了一家纸厂,解放前夕又出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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